2020年伊始,全国打响了一场与新冠病毒的攻坚战。一个多月过去了,疫情仍在持续,另一场金融机构与恶意逃废债的博弈,“战火”难停。
为了帮助企业和个人缓解资金压力,央行、银保监会从1月下旬开始陆续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保障民生和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发展。
银行、证券、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企业等积极响应,中腾信在通知下发的第一时间即推出:从1月28日起,针对疫情重灾区及受疫情影响导致无力偿还的相关客户给予还款延期、适当减免罚息、暂停征信上报等政策。
监管和各类金融机构释放的“善意”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另作他用,成为恶意逃废债的“挡箭牌”。一位业内人士称,“为了逃避还款,老赖们应对催收的手段往往是千篇一律地称自己正在发烧或者被隔离了,如果催收人员要求进一步提供证据,他们就扬言要去网上投诉平台投诉。”
恶意逃废债情绪蔓延,“老赖”问题正在波及整个金融行业。首先,最直观的是借款人延期还款申请激增。为了切实照顾到真实的受疫情影响人群的需要,同时不能降低风险管理,让恶意逃废债蒙混过关,对于借款客户提出的延迟或者减免还款的理由及情况,工作人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辨别核实是否真实合理。由此影响催收效率,也增加了贷后管理的难度。其次,疫情对逾期的负面影响持续。调研机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消费金融产品逾期率持续上升,与以往同期相比,D0(还款到期日)逾期率,5倍,平均3.4倍,是2019年同一时期的2倍,其中,疫情重灾区湖北D0逾期率比其他地区高2%-3%。
疫情笼罩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延续,金融行业普遍承压,如上述恶意逃废债问题始终得不到缓解,一些体量较小的机构面对现金流高压,可能要被迫暂停部分业务,为维持公司经营进行裁员、降薪等,引起多种连锁反应,必须得到正视。
应该明确的是,特殊时期金融机构的驰援政策有限定的适用范围,即仅针对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而除此以外的人群仍应按时足额还款,否则可能会影响个人征信情况。近期,广州互联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处理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互联网纠纷若干规定》,指出“疫情事件影响偿付能力,主张免除偿还本金责任;主张免除延迟履行责任,但不能证明疫情事件与延迟履行有因果关系”。
不难发现,检察机关态度明确,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对因疫情影响偿付能力不足的人群减免或展期,另一方面也明确了条件和要求,即借款人能够拿出实质证明,证明疫情与其不还款、晚还款的直接因果关系,而对于在疫情之前就已逾期或假借疫情之名“钻空子”、逃避还款责任的一般借款人,恐难蒙混过关,依然要面对逾期被上报征信黑名单和罚息的可能,不能心存侥幸。
疫情对于金融行业的冲击因逃废债而加剧,显然不是监管部门想看到的,政策的本意被误读也引发了业界的思考。有媒体报道称基于央行、银保监会发布的通知,各地、各细分行业的相关部门仍需进一步下达差异化、精准化的规范要求。首先,因平台而异,综合考虑金融平台本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对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网贷及消费信贷企业,给予贷后管理的支持,加快其接入央行征信的速度,切实将恶意逃废债人群纳入失信被执行人,清肃行业不正之风,减少因疫情引发的行业“次生灾害”。其次,明确倾斜性政策的目标人群画像,给出明确定义,如非,疫情地区医护人员、参与疫情防控人员以及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用户不得无条件延期还款。
疫情催生了“恶之花”,却也让行业更清晰地看到了金融科技的潜在价值。不少企业受限于延迟复工,人工催收停摆,而前期在金融科技前沿技术上布局深远,并能够成熟运用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催收的企业,受益颇深。以中腾信为例,疫情期间,中腾信通过远程办公、智能催收、智能质检等方式,基本实现无障碍作业,保障贷后管理工作稳定高效运行,收窄风险敞口。
作为智能催收利器,中腾信自主研发的催收机器人发挥了极大作用,根据策略对不同客群从还款日提醒到逾期阶段,有序开展针对性催收跟进,弥补疫情期间人工催收的困难和不足。此外,为保证催收工作的合规性,质检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智能质检工具,对于远程办公的催收人员上传的,包括电话录音、工作手机短信、微信和QQ聊天记录等内容,进行系统审计,保证实现绿色催收。
无论是主动谋求变革,还是受疫情催化,金融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拥抱前沿科技,不断升级技术能力的从业企业,才能更从容地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