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方式：15001380073 【商溯源】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而辐凑。
译文：《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织，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
有古文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日中为市，有一个时间，再有一个地点。致天下之民，有各式各样的人。聚天下之货，有各种各样的货。交易而退，完成了交易，各得其所，达成了，佳的配置。你是打猎的，我是种田的，但是你也要吃粮食，我也要吃肉，互相拿出来交换，于是，早的市场就出希。
由此可见商业活动可以追溯到神农氏时期，这就是早期的商业活动的记载，商业繁荣能够让国家富强、民族兴旺。
【商人的来历】
“商”字出现，早在商部落族，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阏伯的六世孙，契之后，冥之长子。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
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商”这个字便是拜赐于他。
由于王亥开了氏族部落之间长途贩运的先河，在他去世后，商族人沿其传统，利用牛车、马车的便利条件从事部落间的物品交换，以获取财富。搞贩运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就形成了专门从事这行当的职业。外部落的人看到商族人用牛车、马车拉着货物远道而来，进行以物易物的经商活动，感到十分新鲜，就你传我、我传你地吆喝着：“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其实是“商族人”的意思，时间长了，“商人”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了经商做生意的人，专指经商做买卖之人的统称。 “商人”一词一直沿袭，今。而作为，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的始祖，即商人的祖先，数千年来一直被商人奉若神明。
【商业道德】
王亥坚持以诚信为本，平等交易。根据史料记载，与商国经常交往的有一个诸侯国叫葛国。葛国是个小国，社会落后，资源贫乏，老百姓所需粮食一直不足。商国一直向葛国提供粮食，平等进行各种交易。有一年葛国遭遇天灾大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快吃光了。葛国国君到商国向王亥求援，恳求商国多运送些粮食到葛国，并愿意拿出比原来高出一倍的物品交换。王亥说：“您是商国的老朋友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敛物”。王亥除了继续以原定的物品与葛国交换粮食外，还多提供了些粮食援助。事后，葛国国君向王亥送书一封，其中写道：“葛国愿与商国世代交好，永结同盟”。这就是早期的商业诚信。是我国，早的商业文明——商业道德。
【富好行其德】
西方商业天才是犹太人，中国的商业天才是陶朱公范蠡。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春秋末，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曾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兴越，功成身退。北上经商，居陶，号朱公。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经商致富具有很多经商理论，致富后，肯于帮助别人，威名远播。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司马迁《史记》：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范蠡带着家人，泛舟五湖，飘然远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齐国海畔。为避免身份暴露，他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古代用牛皮做的酒器，即“酒囊皮子”)。范蠡在当地购买了一些土地，还亲自饲养贩卖五畜。等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就利用天时、地利之便雇人开盐田，搞渔业捕捞，还兼营杂粮等生意。范蠡开始经营当地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范蠡对收购来的山货开始分门别类进行放置，每种货物还分有等次。根据各地商贾的需求，他先将各类上等货用牲口运往各个要货的地点进行出售，收款后，他再购买食盐、葛麻布衣等各类日用杂货运回到镇上。这样，他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日用品缺乏的问题，自己也赚到了钱。范蠡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他对人温和友善，为人也慷慨大方，遇到天灾人祸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常开粥场赈济灾民。灾民听说有这么一个大善人，千里之外都赶来投奔他，不久，鸱夷子皮就名扬四海了。
齐王听说范蠡搞经济很擅长，又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是个贤能之人，便力邀范蠡进宫，请他进国都临淄做主持政务的相国。范蠡欣然答应。在任相国期间，他大力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民富国强，而这时，范蠡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再次远走他乡。他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如果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还不如趁早放弃!”他把财产分散给知交和那些贫苦的老乡，携家捎带贵重财宝再一次抽身离去。
范蠡举家风餐露宿，辗转来到齐国西南接近宋、卫的陶邑安顿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逍遥自在，便给自己再次改姓更名为朱公。没过多久，不甘清闲的他又开始考虑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对他颇有怨言，说：“人人都想富贵，个个都想发财，你偏偏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富贵，还认为钱财无用，现在没钱了又重提这事，你以为钱财这么好赚啊?”他哈哈一笑，说：“穷富之别，看的是你的心。只要有心，生财之道无处不有。”
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创家业。由于当时本钱不多，他的生意不是很大，就像刚到齐地那样，平日里只做一些当地的粮盐买卖。好在陶邑四通八达，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范蠡自然也从这些商家那里找到了很多商业灵感。没过多久，他又在陶邑发家致富了。他富了就爱施舍，施舍不但不要回报，还喜欢帮助穷人一起致富。
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那些贫困的同乡老友，为此他还表白说：“其实，在我看来，经商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钱财是身外之物，贪得无厌往往会适得其反。懂得用钱才能得到钱，这也是生财之道!”
尽散其财,富好行德。范蠡经商思想中，可贵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记》记载，范蠡在齐致富后，就曾“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后来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是他把钱又分给贫穷人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范蠡富有，凭借的是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结，没有假冒伪劣，他又如此慷慨地回报社会，是中国有记载的，早的慈善家。
范蠡“富好行其德”，是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范蠡从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范蠡丰富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把握到他的精神，我想应该包括：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健全的人格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真诚经商、智慧经商的精神;回报社会的无私精神。然而，这种可贵的精神正是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缺少的，我们需要从古圣先贤的智慧里学习和继承这种商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心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