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90后”已成为航天发射的骨干力量

　　“80后”“90后”已成为航天发射的骨干力量——

　　，长天300次的“硬气”来自他们

　　很少有人见过火箭发射后的样子。

　　1992年出生的航天工程师李根见过，而且不止一次。那景象就像刚刚经历过一场“爆炸”：发射塔架旁的铁栅栏被火箭喷射出的高温瞬间燃成黑色，楼上楼下的吸顶灯多半被震得松动，有的耷拉在半空中，方圆200米的青草全部“卧倒”，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

　　3月10日凌晨，随着大凉山深处西昌卫星发射，迸出一声巨响，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300”。发射15分钟后，李根和同事回到这里见到了上述情景。此时，距离发射场3公里外的“现场观众”已经散去——人们似乎更对发射的瞬间感兴趣。

　　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顾问龙乐豪将这次发射定义为“长征火箭由此迈入‘青壮年’”。他说，中国长征火箭300次，长天，“就像一个孩子从孕育到‘襁褓婴儿’，再到长大成人!”

　　而这，离不开像李根那样冲锋在一线却鲜有被“看到”的年轻人。正如航天科技集团党群工作部副部长王双军所说，纵观我国航天事业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年轻人才辈出”，而这是航天事业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的最重要支撑点。

　　比肩美俄?

　　“……5，4，3，2，1，发射!”

　　齐声喊出这些，的，并非西昌卫星发射，的指挥员，而是3公里之外大凉山青岗坝的群众。每当有航天发射，他们便聚集在这个被认作安全区域的村落里，远远地看着。

　　这，是3月9日，天刚抹黑，不少人就驱车来到这里，有的从车里搬出小马扎，或高举望远镜，或夹带“长枪短炮”，按捺不住兴奋。

　　3公里之外却是另一番味道，山谷里的西昌卫星发射，迎来发射前，30分钟，空气中混杂着紧张与肃静。

　　李根刚刚从塔架上爬下来，他和另外几位同事不仅是发射后第一批抵达现场的人，也是发射前，一批撤离的人。

　　这位来自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的年轻工程师，在，15分钟的关头，给这枚将要写入历史的火箭做了，的供气压力检查。一切就绪，已是凌晨0时13分。李根和同事跃入最近的地下室，等待，一刻的来临。

　　45分钟之前，1994年出生的韩凌云，确认火箭三级仪器件安装完毕后，也刚刚撤离塔架。这位航天科技集团一院211厂的年轻技工比李根还要年轻两岁，但一年将近半年的外场出差，让他的皮肤看上去更加黝黑。

　　与外界所报道的商业航天挖人大潮感受不同，在这里——中国航天发射的最一线，依然活跃着形形色色的年轻人。

　　西昌卫星发射，党委书记董重庆告诉记者，伴随着我国航天快速发展，“80后”“90后”已成为测试发射一线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成为航天发射的骨干力量。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开启了我国自主进入太空时代的新纪元。

　　彼时，我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只有300千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部长尚志告诉记者，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近地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分别达到了25吨级和14吨级。

　　——近半个世纪过去，长征火箭运载能力提升了数10倍。

　　49年前，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首飞，是我国当年，一次航天发射;而到了2018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全年发射37次，中国航天发射数量跃居世界第一，独占鳌头。

　　与此同时，火箭发射成功率不断攀升。龙乐豪向记者透露，长征火箭300次发射成功率约为96%，一共失利14次;与前50次相比，后250次发射失利只有7次，成功率上升到97.2%，表明质量显著提升并趋于稳定。

　　他还较了一次真儿：单从字面上看我国的数字很耀眼，但苏/俄、美的发射次数远比我国多——前者3000多次，后者1600多次，成功率分别是93.01%和89.13%，其成功率的置信度更高。“因此，说长征火箭的发射成功率‘是世界一流、而不是第一’更为客观”。

　　这样的成绩背后，龙乐豪不断提及一个关键词：“年轻人才”。重大成绩背后得益于我国航天工业半个多世纪的积淀，包括技术积累、管理机制体制、技术规范，以及年轻人才的不断涌入。

　　只吃“皇粮”?

　　如今几十年过去，航天越来越多地走入公众视线，和以往单纯的大国名片、情怀高地不同，近些年愈加密集的发射，加之若干次失利，以及商业航天浪潮的冲击，人们对这个曾经高冷的领域多了更多立体的认识。

　　在记者此次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经历过的一段低谷——一段被认为真正受到“冲击”的日子。

　　那是1984年春天，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送入太空，试验队员一片欢腾。但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却莫名地说了一句：“看来航天是搞到‘顶’了。”

　　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道出了对中国航天只吃“皇粮”的担忧。事实上，我国航天事业自诞生之日起，任务就全部来自国家。然而，“皇粮”的供应，却很难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根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初，航天系统的产品研制费和24万员工的工资福利费加在一起不到6亿元。相比之下，西方一些宇航公司每年仅空间通信营业额就高达数十亿美元。

　　“国家任务几乎没了，拿什么吸引人才?”一位知情人向记者回忆：1984年，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总体部招收的10名硕士研究生，到毕业时走了8名。

　　一个大胆的构想产生了：走出去!用长征火箭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以其中，代表性的火箭型号“长二捆”为例，长城公司的黄作义在与美国休斯公司谈判过程中，面对长征火箭的运载能力不足问题，构划了长二捆火箭的技术方案，并绘制了一张图纸，在已成功发射10余次的长二丙火箭上捆绑了4个助推，满足了国际市场发射需求。

　　如今回忆起来，曾参与“长二捆”方案论证的弹道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余梦伦压制不住兴奋：这张草图非常经典，先被登在休斯公司的内刊上，后又发表在美国航空航天杂志上，影响力极大。他甚至认为，“长二捆”的理念甚至影响到了几十年后大获成功的Space-X公司创始人马斯克。”

　　中国航天人也因此书写了“拿着草图签合同、拿着合同找贷款、拿着贷款造火箭”的商业故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没有吃“皇粮”。

　　最近几年，商业航天概念风靡一时。不断重返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更是备受业界瞩目。已经耄耋之年的余梦伦言语中感慨道：“中国航天人能够走出去，和同行深入交流，见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思路变得更加开阔。”

　　而这背后，同样离不开研制人员尤其是年轻研制人员的坚守。

　　比如，那10名研究生中毕业留下来的2人，人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祝学军、杨建民，后来这两人成了夫妻，若干年后又分别成长为型号总师。

　　未来靠谁?

　　如今则是另一番光景，“皇粮”再次多了起来。

　　翻开长征火箭发射历史，龙乐豪发现，自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飞，到2007年6月1日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鑫诺三号卫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现100次发射用时37年，年均发射2.7次;再到2014年12月7日，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巴资源卫星，长征火箭第二个100次发射用时7.5年，年均发射13.3次;如今，长征火箭完成第三个100次发射，仅用了4年多时间，年均发射23.5次。

　　“前30年技术水平与航天强国相比处在落后地位，无论是火箭性能、可靠性、生产能力、年发射次数等方面都无法与主要航天强国相提并论。”龙乐豪告诉记者，如今每个100次发射时间间隔的缩短，折射出的是我国航天的高速发展和中国科技水平、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除了探月、北斗、载人航天等“皇粮”供给，社会上的资本也越来越多地流向航天，长征十一号、快舟、“朱雀”等商业航天愈加频繁亮相。

　　李根告诉记者，老牌军工院所里有一些骨干正在被商业航天公司“挖”走，但像他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基本都还留在这里，“这里，依然是我们年轻人，的选择——来了，就是挑大梁!”

　　据担任此次任务“01”指挥员的鄢利清透露，以前培养指挥员至少要三四年以上，如今，在高密度航天发射任务的锻炼磨砺下，培养周期能够缩短至1年。

　　1987年出生的贾桂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测试发射工作至今两年多，已由一名岗位操作手成长为系统指挥员，并成功执行长征二号丙、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等多型号火箭。

　　2月20日，,总书记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贾桂文就是现场的代表之一。贾桂文告诉记者，正是在高密度航天发射实战任务中，自身能力素质不断提高，快速成长，“以前一年到头就几发火箭，哪来那么多锻炼机会?”

　　“300次”对81岁的龙乐豪来说，也是一个新起点，他在自豪之余反复提到“差距”，只有牢记自主创新这条“主线”，中国航天一张蓝图绘到底，才将迎来更新发展——

　　到2020年，长征系列主流运载火箭达到国际一流水平;2025年前后，可重复使用的亚轨道运载器研制成功，亚轨道太空旅游成为现实;到2030年前后，重型运载火箭将实现首飞，为载人登月提供强大支持，并为火星采样返回提供强充足的运载能力;2035年左右，运载火箭实现完全重复使用……

　　“这些都要靠年轻人!”

　　龙乐豪说自己眼下最“忙”的事，就是“保驾护航、谋划未来、提携新秀。要在重大航天工程上帮助年轻人，对事业发展中出现的优秀年轻人，予以举荐，让他们加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