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快闪:时尚传播正能量

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下进行的武术快闪。

福建消防救援队组织的音乐快闪《我爱你，中国》。

，广播电视总台策划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在成都举行。

　　核心阅读

　　快闪在中国经历了主流化、本土化移植和创新，具有了更积极的社会意义、更高的艺术水准和观赏价值。

　　快闪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意料之外”。

　　快闪的流行，亦得益于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和短视频的流行。

　　如果要选一首2019年全国，的歌，那一定是《我和我的祖国》；而如果要为这首歌选一个，潮的演绎方式，那一定是“快闪”。

　　一年多以来，《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不断扩散。从天安门广场到乡村小镇，从电视新闻到网络视频，随处可见；从明星艺术家到清洁工阿姨，从垂髫稚子到耄耋老人，都唱出相同的旋律。

　　伴随着熟悉的歌声，快闪这一艺术形式，也走进大众视野。

　　与历史瞬间深度结合

　　成为大众情感表达新出口

　　“我是多么幸运，能够来北京上学，来看升旗就遇到这个活动！”天安门广场上，一位女大学生这样表达自己的惊喜。

　　“我今年84岁，在天安门广场唱这首歌，感觉很荣幸。”歌唱家叶佩英由衷感叹。

　　“好希望可以碰上这样的快闪啊！”“每次旋律一响起就泪目”“看到路人参与一起唱，最感动了”……在视频网站上，随意点开一集，广播电视总台录制的《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快闪，这样的弹幕文字不断从屏幕上飘过。

　　机场、火车站、景区、国家，实验平台、卫星发射基地、边防海岛……30多期活动，不同的时空，共同的主题，每到一处，都将现场与网上同时点燃。有的网友看完一期，不过瘾，像追剧一样一路追完所有视频，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点，祖国太辽阔太美好了！”

　　不过，策划人尹庚午印象最深的，还是台里第一次组织快闪的情景。那是在2018年国庆，北京前门大街。“当几千人向我们汇聚过来，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那种震撼，不在现场根本无法体会。”

　　制片人刘一帆说，当时就是想找一种新方式来表达情感，其实心里很没底，没想到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我们的活动完成之后，大家还迟迟不肯散去，还一直在唱……”自此，节目组发现了快闪的魅力与潜力。

　　“引领潮流”的不仅是他们。2019年元旦前夕，全国各大高校纷纷上演《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引起轰动。其中，清华大学的快闪获得诸多点赞。

　　“为了不失这首歌本身的庄重，又能让年轻人更喜欢，我们找专业团队重新编曲，加入了架子鼓、贝斯等摇滚元素，并通过调整音域，使普通人都能轻松跟唱。”快闪策划人、当时的清华研究生会主席金雨浩说，唱着唱着，很多人都流泪了。

　　一张张幸福的脸，一句句深情的歌，一面面摇动的旗……这样的场景，在全国遍地开花，并迅速蔓延至海外。悉尼歌剧院前，埃菲尔铁塔下，鱼尾狮公园里，仁川市街头……都响起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们的歌声。许多游子身着汉服，以古筝、琵琶、笛箫、二胡等民族乐器伴奏演唱，在世界刮起了一股“最炫中国风”。

　　“这两年快闪的兴起，是这种艺术形式与历史瞬间的深度结合。快闪表演的内容契合了民意民心，为大众找到了情感表达的新出口。”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斌说。

　　创造鲜明的中国风格

　　拓展应用场景与价值意义

　　不止《我和我的祖国》，在互联网上输入“快闪”两个字，你可以找到很多精彩瞬间：

　　一群脊髓受损的年轻人在志愿者帮助下，在北京三里屯“跳”起“轮椅热舞”，希望借此让更多伤友走出自我封闭、重新拥抱生活；

　　众多武术高手出现在上海各大，建筑进行表演，给第十五届世界武术锦标赛预热；

　　日照市某卫生院，白衣天使们以一场“洗手舞”快闪，提高医护人员的卫生意识。

　　……

　　起源于国外的快闪，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开花，而且迅速形成了鲜明的中国风格。

　　传统快闪是一种公共空间的行为艺术，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一群人通过网络等联系方式，约定某一时间聚集在指定地点，做出一系列出人意料的行为，引起关注后迅速离开。中国式快闪大大拓展了快闪这一艺术形式的应用场景与价值意义，“快闪”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运作机制来看，中国式快闪通常是由特定的单位、机构或公司组织，目标明确，参与成员大多也彼此熟识。比如上面提到的轮椅快闪，其组织者是某公益基金会，武术快闪的组织者则是锦标赛组委会。

　　在呈现方式上，中国式快闪极少“快闪行为”，基本都是“快闪表演”，表演内容以音乐和舞蹈为主，往往经过精心排练，为周围群众献上免费的视听盛宴，有时还邀请旁观者共同参与。

　　传统快闪往往是“一次性”的，更注重现场反馈，影响力有限。如今的很多快闪，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二次”乃至“N次”传播，瞄准电视、网络观众这个广大群体。快闪拍摄剪辑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模式，包括加入外景镜头、跟拍参与成员、表演结束后采访收集现场群众反馈等，内容更丰富。

　　相比之下，国外的快闪多为个人发起的嬉皮行为，带有明显的玩笑和游戏意味。而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的中国快闪，不仅有更积极的社会意义，还能够以强大的组织力动员起更多社会资源，使快闪具有了更高的艺术水准和观赏价值。

　　快闪在本世纪初就已传入中国，直到最近两年才风靡开来，经历了这样的主流化、本土化移植和创新过程。中国文化讲究含蓄，更需要在行为中找到意义感与价值感。

　　形式新颖互动性强

　　符合时代审美需求

　　“为什么参加快闪？想做点对别人有用的事情。”

　　“很多朋友都参加过了，我也想体验一下。”

　　或许，这就是快闪在表演内容之外，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本身的独有魅力。

　　快闪属于“非正式演出”，并不要求专业门槛，而重在寻常真实，轻松自然，这为普通人提供了自我表现的平台，能够锻炼勇气和胆量，在满足个人兴趣爱好的同时有助社会公益。

　　快闪背后的心理是“求关注”，因此地点都选在商场、公园、街道等人流密集区域，表演者与围观者的交流互动，是快闪不可或缺的元素，这彻底打破了传统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隔阂，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加速了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化；互联网的普及，使社交越来越依赖网络空间，快闪将人们拉回真实空间，在众人的关注和面对面交流中获得情感慰藉。

　　而对于旁观者，快闪新颖时尚的艺术形式、意料之外的惊奇感受，也能够带来欢乐体验。“快闪在公共空间里的介入性，打破了原有的秩序，体会到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的新鲜感。”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教授夏烈说。

　　尹庚午和他所在的节目组，已经在思考快闪下一步的突破方向：“以后可能会运用到其他公益主题，像环保、贫困儿童帮扶、野生动物救助等。当然也会创新形式，比如尝试VR拍摄。”毕竟，快闪形式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意料之外”，若过于模式化，惊喜感就会打折扣。

　　快闪能够流行，还得益于艺术形式与时代的“合拍”。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奇佳看来，快闪持续时间短，录制的视频短，恰好符合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观看习惯；大数据的捕捉和推送，也对快闪视频的传播起到关键作用。

　　此外，快闪参与者整体偏年轻化，而现在的年轻人性格更开朗了，更愿意个性表达，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佳山表示，相比父母一辈，年轻人的艺术修养普遍更高，多才多艺，能够更自信、更尽兴地参与到快闪表演中。“快闪是一种形式，但更重要的永远是内核。”

　　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9年12月12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