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的冷漠即是对歹徒的纵容

赵查理 时评作者

12月5日下午，在河南南阳通往社旗县的一辆大巴车上，22岁女孩刘乐（化名）在车上遭遇一男子猥亵。在女孩反抗并向大巴车司机求救并要求其报警时，该司机没有及时施救，造成女孩被犯罪嫌疑人拖下车，遭遇殴打。（12月10日《大河报》）

女孩遭遇窃贼猥亵后求救，可一车人却选择明哲保身，对此置之不理。尤其是司机，乘客买票上车之后，他就负有将其安全送至目的地的责任，却也装聋作哑。面对年纪、人数都处于劣势的歹徒，至少可以在不危害安全的情况下偷偷发一个报警短信啊，可惜“竟无一个是男儿”。

生活中人们总会遇到骗子、蟊贼、流氓等道德意义上的“坏人”，当陌生人对侵害无力抵抗时，散落在他身边的陌生人，也就是我们，如何反应？以前大家被灌输不顾一切见义勇为，现在通过思考认为应该见义智为、见义善为。但都应该有所为，而不是冷漠到铁石心肠，因为，路人的冷漠就是对歹徒的纵容，不仅会降低他们违法犯罪的成本，更会彻底颠覆社会公共生活的安全感。如此下去，路人除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还得携带对付“坏人”的“武器”，社会也就堕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中。

尽管歹徒被拘留、司机被停职，该谴责的谴责了，该追责的追责了，道德、舆论、法律也都为恢复社会秩序起了应有的作用，可民众心底的疑问却很难消弭——如果遇上坏人，有人会帮我吗？答案不容乐观，换位思考的人也许能感受到遭遇猥亵殴打女孩的无助和绝望。作为同类，大巴车上的其他人极有可能从心里同情女孩，甚至想帮她一把。但从思想变为行动，还需要很多催化剂，最现实的考量是“如果我站出来，有人会帮我吗？”如果是，可能就会有人站出来，如果否，只能压制心中的勇气。这恐怕就是鲁迅、柏杨等人务于揭露的国民劣根性，即特别容易向强者低头，无论对方是明主良臣，还是流氓地痞，只要对方展现出魅力或危害，双膝就忍不住往下走，哪里敢干涉形形色色的坏人呢。

有句半开玩笑的话，“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是虫，一群中国人是一窝蜂。”为什么口头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多社会责任的群体，却对发生在身边的恶行视若无睹呢？究其根源，恐怕和中国人“原子化”的生活方式有关。传统中国，专制皇帝不可能容忍组织起来的社会，只允许有利于统治的宗族血缘纽带组成熟人社会。如今，城市化和信息化把人推入陌生人社会，可外面的社会领域和身边的社区空间，却都没有提供有效的组织形式，这也是大妈跳广场舞却引起普遍尴尬的原因。或者是，人们像蜂一样拥挤地生活在一隅，却对他人的生活置之不理，除了出于自保的自私人性，也是缺乏“团结就是力量”的客观渠道。

女孩在大巴上的遭遇，为原子化生活的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虽然遇到坏人是偶然，但对你我来说这个问题的思考却应是必然，必要时帮助他人，就是在帮助自己。一言以蔽之，要想恢复社会秩序，挽救人性之恶，避免国民劣根性，就得赶紧重新发现社会，这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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