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评论作者
23日下午,在陕西渭南市召开的2014年综合观摩暨第三季度工作讲评会上,有6个县市区因为“较差”也上台领奖,他们领到的是一个“黄牌(较差)”。据了解,渭南市考核办从2012年开始,每季度会对全市的,项目进行考核评比,并对项目考核成绩前三名颁发红牌,成绩较差的,一名颁发黄牌。(10月24日《华商报》)
止慵治懒,正当其时。从管理学来说,正负激励机制,都是很正常的手段。尤其是负性激励,一来有伤尊严的面子,二来折损了权力羽毛,在政绩考核中,属于权力问责的惯用方式。看起来,渭南颁发“,一名奖”的举措,确实初衷可鉴,动真碰硬,无惧晒丑,比之于泛泛的排名更有魄力、更显倒逼之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者,据说此举措2012年就已实施,而,的效应是——“有的县区在会上领取了黄牌后,领导会感到不好意思,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铆足干劲”。换句话说,这是以羞辱式执法的方式,刺激主政官员的道德底线,藉此唤醒行政自觉。排排名,分牌牌,懒政与不作为果真就能烟消云散了?历史早就证明,以“官德”来规制行政作为,是最不靠谱的事情。
二者,这所谓“,一名奖”,尽管没有搭车淘汰机制,但逻辑核心与末位淘汰制一脉相承。这里有两种情形:大家都怠于履职,也会有,一名;大家都积极作为,还是会有,一名。就譬如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每日生产一百个面包足以完成任务,那么,就算所有人都超过这个定额,还是会有“,一名”出现。同样,考核政绩,应该有稳态的尺子,拿制度的尺子去丈量,只要尽责尽力,就算,一名,那又何妨?
三者,这种考核机制,缺乏制度依据。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公务员法》对于公务员考核只规定:“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考核工作实绩。”“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从没有以“,一名”原罪的制度设计。“,一名奖”的悖谬,就在于,不管你怎么努力,总会有,一名存在,那么,这种穷凶极恶的制度,会否逼着刚刚简政放权的地方官员,继续在数字排名上绞尽脑汁打主意?
类似的创意,其实也不鲜见。2009年,河南省检察院为了督促各省辖市多查办问题官员,推出了“后进单位问责制”:对于连续处于全省查办职务犯罪数量末位的省辖市检察院,责令该院反贪、反渎局长限期改进,否则调整岗位。彼时,这种做法遭到一片非议:“计件反腐”,跟罚款指标有什么区别?
在政绩考核转型升级的今天,“,一名奖”这种有失妥当的惩戒机制,不仅悖逆法治理性,更营造了一种恶性竞争的制度环境。它在羞辱“,一名”的同时,对现代公共治理方式不啻,的反讽。因此,有必要慎,赞“,一名奖”,思谋更稳妥的政绩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