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讯网官方唯一联系电话：15001380073 “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近年趋高发，一些人趁机打着精神科名医的旗号敛财。央视新闻12月7日曝光精神科名医的治疗乱象引发关注：北京永安中医院“崔海岩教授”杜撰自己是精神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移花接木伪造接受央视采访，看病时不等患者描述病情直接下结论，收取的医药费单次就高达3000元。
澎湃新闻12月8日联系上涉事的北京永安中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称，“崔海岩教授”已停止看诊，该院正配合北京工商、卫生等相关部门的调查。
澎湃新闻随后拨打该院精神科电话询问是否接受预约看病，接线人员称“目前电脑的系统出现了故障，不能看病，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够恢复”。
2014年以来，已有多地曝出伪造行医资质、经历诊病而发生医疗事故的事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宋文质告诉澎湃新闻，此类造假的现象多发于私立、民营医院或者小的诊所，由于伪造行为一般很难被发现，往往是出了重大医疗事故后才被揭露，有关部门应从经济和法律层面严加惩处。
移花接木，“崔教授”伪造央视采访视频
据央视报道，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词“抑郁症”后，一位“崔海岩”教授的介绍十分醒目，“精神学科的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博士生导师”……而且她就职的医院网站上还贴出了她接受央视采访的画面。该网站还显示，这家医院是一家非营利性医院，正在承办中国首届大型精神科“五个一”品质爱心援助工程。
央视记者以患者的名义到这家北京永安中医院挂号，咨询前台护士“崔教授”是否为该院精神科权威专家，该护士给了肯定回答，并介绍称“崔教授”还接受过央视的采访。
该院网站的视频显示，“所谓接受央视”采访的视频是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栏目2012年11月份播出的一期节目，内容为“失眠之苦”，视频中确有崔教授的“采访”。而该段视频中除了崔教授，该院的另两位专家（武玉华、高主任）也接受了采访。
而崔海岩自称，自己今年64岁，行医已经40年，诊治患抑郁症的病人数不胜数。
央视记者调出《每周质量报告》的当期内容与前述医院网站的宣传视频做比对发现，永安中医院所谓的专家并未接受过央视的采访，而是原封不动地背诵了其他专家接受央视采访时说的话，并伪造了台标、字幕条等，精心伪造合成视频之后上传到网站。
“专家”学历、治疗仪器均造假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采访造假，该医院宣称的专家学历同样系伪造的。
查询执业医师系统可获悉，崔海岩并不是教授，她毕业于天津职工医学院内科大专班，原来在一家公司的保健站工作，专业是内科兼外科，也不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名单之列。而视频中出现的另一位“专家”武玉华则毕业于某家卫生学校，学历是中专。
根据《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医师应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
这意味着从事精神诊疗的医生只能是精神卫生专业的医师，内科医生跨专业诊疗系违法。
此外，崔海岩所谓的“美国仪器突击疗法”也是完全不靠谱。
据央视记者描述，崔海岩并不太听病人叙述病情就很快得出结论。在治疗过程中，她让记者接受脑部检测，声称采用美国第三代脑神经递质检测系统，在头部接上几根导线，十分钟便能测出神经递质的数量。
然而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医疗器械查询系统中，并未查到该款器械。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西英俊对此表示，神经递质的测评一般通过脑脊液收集，然后才能做一些相应的实验得到脑递质水平或者说它在脑脊液的浓度，单单通过几个电极式的东西，放在颅脑外皮层，就能收集到脑神经递质的数量和大小是不现实的。
央视报道后，北京永安中医院相关工作人员12月8日对澎湃新闻表示，该起事件“发生得很突然，对医院影响很大。”记者询问后续处理情况以及对病患的赔偿事宜，该工作人员表示，要等事情调查清楚后再做结论，他不愿透露更多信息。
多地曝伪造行医资质、经历诊病事件
据《法制日报》5月13日报道，杨某等人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证书的情况下，在一家无证养生馆坐诊看病，导致一位患有红斑狼疮的女患者不治身亡，经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消息，法院一审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
5月20日，据《信息时报》报道，今年11岁的孙亮由于发烧到佛山南海心仁门诊部就诊，在挂了3瓶点滴后，孙亮突发呕吐、抽搐、经抢救无效身亡。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该“医生”是假冒的，其身份证与医师执业证书均系伪造。
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热线》3月5日消息，小何的妻子在西安市西影路王家村里的一家小诊所做人流手术，结果当场导致子宫穿孔。经西安市雁塔区卫生局调查，这位所谓的医生道出了实情：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营业执照。
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宋文质看来，伪造学历、职称，甚至是经历诊病的现象多发生于私立、民营医院或者小的诊所。伪造行为一般很难被发现，往往是出了重大医疗事故后才被揭露。
“医护人员工作的对象和性质，关乎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的。”他建议，有关部门在发现问题后，应从经济和法律层面更加严格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