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等新兴市场面临“后Q E时代”大考

马光远 经济学者

随着美联储宣布终结其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正式进入美国货币政策主导的“后Q E时代”。美联储之所以果断决定结束资产购买计划，根本原因在于2013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态势，正如美联储在会后的声明中所言，未来“更广泛经济中拥有充足的潜在力量，可在物价稳定的环境下为正在朝着，就业方向所取得的进展提供支持。”据此，美联储决定在本月终止其资产购买计划。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并未都如美国经济一样靓丽，欧洲在经历2013年的短暂回升之后，今年前三季度又陷入低迷，而新兴市场自2013年以来更是持续下滑。今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受地缘政治及欧美制裁的影响持续放缓并趋于停滞，长期前景堪忧，巴西经济在经历两个季度的萎缩之后，虽然在今年三季度有望回升，但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不大；印度经济二季度虽然反弹至两年来高点，但是作为主要驱动力量的工业生产和出口在三季度出现回落，预示印度经济可能会有所减速。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在经历去年短暂的回光返照之后，尽显疲态。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进一步拖累了巴西、俄罗斯等国的经济。

在全球经济走势如此分化的情况下，美联储宣布终结资产购买计划，对于震荡中的全球经济，无疑是极大的挑战。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而言，美联储政策的转变导致的尴尬是不言而喻的：在美国启动印钞机应对危机的时候，中国等新兴市场成为发达国家流动性泛滥的蓄水池，廉价的资本从发达经济体肆无忌惮地流向新兴市场，在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增长的同时，也吹高了资产价格泡沫。新兴市场则因为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而不断增加杠杆，受制于发达经济体衰退的外部性的影响，新兴市场也不断通过流动性和大量举债应对外部冲击，杠杆不断升高，在泡沫膨胀的同时，因为资本流入的投资饥渴症引发的地方债务和金融系统风险也在加大。美联储一旦退出量化宽松，美元走强，新兴市场将立即从资本流入地区变为流出地区，多年以来靠潜伏的国际资本支撑的高房价也将迎来真正的重击。

自去年5月份美联储宣布要退出量化宽松以来，国际资本就开始从新兴市场撤出，而在美联储即将终结Q E之前，全球市场动荡程度加剧，导致资金大量流出新兴市场股市。国际金融研究所(IIF)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至今投资者从非洲、拉美、东欧、亚洲股市合计撤出90亿美元。为了应对美元升值的压力，新兴市场货币出现极大的贬值压力，8月至9月，俄罗斯卢布对美元贬值4.9%，巴西雷亚尔和南非兰特对美元贬值均在3.1%。

很显然，美联储终结Q E，中国既不能置身事外，也不会独善其身。尽管有很多人乐观地认为，中国不同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因为中国拥有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足以应对资本流出等危机。事实上，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缺乏话语权的中国而言，即使拥有足额的外汇储备，也很难确保面对退出的冲击波可以独善其身。作为新兴市场的一员，在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房地产深度调整以及债务杠杆高悬的情况下，美联储终结Q E对中国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

美联储终结Q E，对于中国而言有四大冲击：第一，美元走强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周期的结束，人民币很可能在短期进入贬值通道，今年一季度人民币贬值与此有关。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持续升值有弊，但一旦贬值将极大影响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第二，美元升值、美元回家意味着国际资本将流出中国，9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然”减少1000亿美元，对此尽管有很多解释，但资本流出肯定是原因之一；第三，国际资本流出将导致中国未来几年出现持续的钱荒，流动性的紧张一定会重创中国的房地产业，这在去年笔者就一再强调，很多人置若罔闻，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的主要原因就是Q E退出导致的流动性减少，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又与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紧密联动，应对不慎，即有可能引发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第四，在中国经济面临投资减速、外贸下滑、产能过剩、房地产调整的艰难时刻，Q E退出的最终风险会传导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使中国经济真正陷入二次探底的危机。

基于此，笔者再次呼吁，对美国终结Q E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波一定要高度重视，并未雨绸缪尽早应对，特别是在货币政策上，要将Q E彻底退出后对中国流动性的影响纳入货币政策的重大考量因素，提前调整货币政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避免明年美联储加息后，流动性的更加紧张将中国拖入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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