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
10月11日,在由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等举办的“外来务工人员五险一金现状调研报告发布会”上,数位务工者上台讲述了自己社保转移后的“吃亏经历”。举一例,今年满50岁的女工杨丽云1994年来到深圳宝安打工,工作20年,但社保缴纳不足8年,并且无法补缴。为此,她只能将社保转回老家,领走个人缴纳的部分,大概8000元。
从本世纪初到2010年前后,被誉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地区曾数次迎来外来务工人员的“退保潮”。其原因正如本次报告中所揭示的:近一半工人表示,如果不是法律强制规定,他们并不愿意购买社保,原因是短期受益有限,而长远受益未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工人的收入水平并不高,强制缴纳社保之后,企业就会将工人收入的一部分划出来。因此,社保的缴纳反而在某种程度加剧他们的贫困。再者,鉴于社保缴费年限较长,社保转接困难,很多人对未来能否享受到社保待遇缺乏信心。
对于上文中提到的杨女士来说,因为已经年满50岁,不符合补缴社保的政策,另一方面,在深圳已经缴纳8年的社保即便转移,也只能拿走自己那一部分。然而,对于制造业中心珠三角所在广东而言,退保潮带来的却是好处,等于是企业在为本地社保做贡献。查看历史数据,1998年,广东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不到600万人,但在出台了将农民工“纳入”的政策后,参保人数急剧增加,到2004年增长到将近1600万人,6年中增加了167%。同期,参保的离退休人员却只从143万人增加到220万人。所以,广东一省的社保资金结余状况也是比较好的。
对地方有利,但对工人本身却不公平。这样的不公平,其负面效应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被放大,最终的埋单者是谁?目前还不知道。目前,中国有3亿多产业工人,其中有1.5亿-2亿人属于“亦工亦农、城乡两栖”的流动务工群体,另外还有1000万-2000万持有城市户籍的劳动者也处于流动状态。这些人口的流动范围很广,跨省比例具体多少未知,但规模肯定不小。尤其是较为底层的工人,由于社保缴纳时间断续,流动性又大,如果再加上年纪逼近退休年龄,养老和疾病的压力将会与日俱增。
被养老和疾病困扰的群体到底有多大规模,由于缺乏全国性的统计调查,我们至今难以获得准确数据。但借助一些媒体的报道和披露,相信类似杨女士这样的人数将不会少。退一步说,如果该群体在养老上无法获得家庭的有力支持,那么近几年新涌现的“裸老族”恰恰是对他们精准的形容。一旦这一群体大规模地出现,那么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将十分令人头疼。
且不论所谓的人文关怀,即使就法律论法律,社保制度的碎片化就难以令人接受。尽管过去几年已经逐步实现省级统筹,但事实上全国统筹并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题,有的只是地方利益作祟这个近乎,的阻力。社保全国统筹的计划曾有模糊提到过“十二五”期间实现,眼下距离2015年不到3个月,到底能否实现计划,且看有关部门如何行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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