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勒卡雷：我作为间谍最大的弱点是缺乏耐心

　　约翰•勒卡雷：我作为间谍最大的弱点是缺乏耐心

　　被称为“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间谍小说家”的约翰•勒卡雷，出版了他的新作《间谍的遗产》。他笔下的著名人物史迈利如影子般出现在这部作品之中。在伦敦南岸的盛大演讲之后，这位85岁的作家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谈及创作、间谍生涯以及他所关心的现实世界

　　时隔五年，约翰•勒卡雷带着新作出现了。对于书迷来说，这是个难以想象的惊喜。这个被奉为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间谍小说家，这一次将笔下的主角乔治•史迈利带了回来。2017年9月7日，约翰•勒卡雷在英国伦敦南岸Royal Festival Hall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演讲。到场的读者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男女，不少人手里拿着当天发售的新书《间谍的遗产》(A Legacy of Spies)。

　　其实，这本书的主角是史迈利的同事彼得•吉勒姆(Peter Gulliam)。多年后，他重返伦敦，需要执行一项新的任务。故事始于《柏林谍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利玛斯和丽兹之死。之后，《锅匠、裁缝、间谍与士兵》中的一些人物陆续出场。吉勒姆是故事的实践者，史迈利并没真正出场，但他的影子无时不刻地以各种方式贯穿始终。偶然间的一个白描，交待了史迈利的晚年光景：他在欧洲的一间图书馆，读着晦涩的书。

　　这角色的晚年会是勒卡雷本人憧憬的现实光景吗?人们习惯性地把作者和他所创造的角色划等号，期望以对虚构角色的解读窥见作者的人生片段。确实，有太多人把勒卡雷当成了史迈利，或者更准确地说，把史迈利当成了勒卡雷。“我的名字，约翰•勒卡雷，以及我的小说人物乔治•史迈利于1958年同时诞生在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页上。”这位出生于1931年的作家这样说道。在那之后，他出版了数十本著作，登上了《时代》的封面，备受影视圈的追捧。

　　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冷战时期，他是英国驻西德的情报工作者。勒卡雷最为人所知的小说《冷战谍影》写于那段时期。他用了6周时间，写完了这个日后给他带来名声、财富以及麻烦的故事。付梓前，上级审读了全书，确保他写出的是一个与现实谍报无关的虚构故事，才给这本书放行。媒体对这本书里的故事的执着超出了勒卡雷的想象。不断有人认为，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其中写到的一切，都有言之凿凿的对应和证据。

　　渐渐地，随着著作不断出版，勒卡雷不需要再对媒体反复解释那一切，他笔下的故事，也从冷战背景写到当下西方世界与恐怖分子的斗争，只是乔治•史迈利不是永远不死的007。属于他的故事，只有寥寥的三部曲，以及这个角色犹如影子般藏身其间的《间谍的遗产》。

　　得益于勒卡雷的自身经历，他深知间谍不是永远走运的不死鸟——他们会经历危及生命的事故，也有着处在灰色地带说不清道不明，并苦苦寻不见答案的现世困惑。

　　勒卡雷的父亲是个军火贩子，爱撒谎，不自知地好排场要面子。他把儿子们送到昂贵的私立学校。勒卡雷却担心下一笔要交的学费，担心父亲会不会按时出现。而他的母亲则是缺席的角色，以至于有人诟病勒卡雷的作品从没有写出女性该有的状态，即便是史迈利，也没有007在女人堆里的那种汪洋恣意。他笔下的间谍更像是一群疑惑者，对时代、对他们的所做所为、对组织，甚至是对自己。

　　皇家节日音乐厅(Royal Festival Hall)演讲之后的第二天，在伦敦西南的一家餐厅，勒卡雷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85岁的勒卡雷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菜单上没有的菜，并向侍者要了一瓶红酒、一瓶白葡萄酒。

　　勒卡雷要了一个牛肉汉堡，配蓝芝士、蔬菜沙拉。他向侍者强调，要一份“满满的番茄酱”，以及，上些油的芥末酱。他却不是真的吃。午餐期间，他缓慢地回答《中国新闻周刊》的问题。他不吃东西，是为了确保不浪费这次午餐的采访时间。

　　这是一场信息绵密的问答。很多观点不仅仅是因为他此前从事过情报工作，也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的关注。他评论特朗普、特丽莎•梅，对欧洲的难民事务、英国的本国政治自有一套见解。这也是他能恰如其分地把冷战背景改成今天的反恐背景，在语境的流转变化中，让自己的间谍故事依然成立的原因。

　　勒卡雷是好莱坞和电视台的宠儿。这些年，他的影视业务，由大儿子主管。他对于美剧《夜班经理》的改编非常满意，他说第二季会去中国取景，同时跟着儿子去中国转转。除此之外，他说，他的下一部小说，已经开了头。

　　“氛围、感觉、气味，

　　都让我回想起以前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这次要带史迈利回来?

　　勒卡雷：对我来说，他一直都在那儿。所以，这不是个“回来”的问题。这部小说的基因非常实用。《夜班经理》获得很大的商业上的成功后，大家期待另一个勒卡雷写的故事。所以，就有了之后《柏林谍影》 (A Spy From The Cold)的改编。但是继续这个故事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利玛斯已经死了，已经和我说过再见了。如果继续，这里面的不连续性就是个问题。

　　我们和编剧谈了谈，当然，他们先读了《间谍的遗产》，以及《锅匠、裁缝、间谍和士兵》。从故事上的衔接来说，显而易见，在《锅匠》中出现的人物就已经是圆场(circus)中的间谍。所以，《间谍的遗产》繁衍了其中的人物关系。

　　还记得在《柏林谍影》最后一页的场景吗?利玛斯和丽兹倒下了，孩子们坐在一辆小车里挥手。于是，我们利用了这个片段，孩子们的记忆，孩子的身份，未来的发展、走向等等，发展了后面的故事——这些过去的记忆，成为之后人物行为的动机。

　　因为《柏林谍影》的成功，影视圈的人希望这个故事里的某个(些)人物回到伦敦，继续开展新的行动。但我觉得这事不合理，结尾处，利玛斯被开枪打死了，丽兹也死了。那么，之后的故事打算该讲述?这个剧集有很多资金投入，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应当有后续的故事，能不能赶上此前的热度。为此，我的儿子和制片人们有很多讨论。我听完他们的各种讨论后，开始仔细思考怎么让故事继续、完善、合理。之后，就有了《间谍的遗产》。

　　中国新闻周刊：在Royal Festival Hall的演讲中，你提到自己旅行、做笔记、搜集素材，回家继续深挖，这是不是就是你创作的过程?

　　勒卡雷：一旦我决定开始写，我会让自己回到场景。当然，这个故事的场景是德国，确切说是东德。我去了史塔西博物馆，工作人员很帮忙，给了我一些资料。我自己独自在那些可怕的小房间里待着，而且我还提醒自己，有三个安全屋在西德，我甚至还记得其中一个的地址。我去看了，那栋建筑还在。另外两个，我想不起来了。我还和一些当年的史塔西头目聊天。我甚至找到了一名当年的东德司机，我们慢慢地开车，走了一遍利玛斯和丽兹从东德逃往西德的路线。很有趣的经历是遇到那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女人们。这一路上，竟然也下了雪。这些所见所闻，我做了笔记。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所见所闻会让你有重回冷战的感觉吗?

　　勒卡雷：会。那种氛围、感觉、气味，都让我回想起以前的工作。东西德的情形，苏联如何对待东德，以及之后的事态发展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史迈利和吉勒姆既是师徒，也像父子。在这本《间谍的遗产》中，故事主角这次不是史迈利而是吉勒姆。这是否意味着“儿子成了父亲”?你怎么理解他们两人间的关系?

　　勒卡雷：不，我不认为儿子最终成为父亲。对于彼得•吉勒姆而言，他没有成为一个被摧毁的人，即使他一直在寻找此生无法找到的答案。吉勒姆和史迈利都是超级爱国者，都对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也都对他们遭遇到的情形困惑不已。

　　历史从来不会停止，当柏林墙被推倒的那一刻，历史似乎提供了某种选择的机会，让两边的人重新汇聚在一起，尤其对于东德人而言。那一刻的机会，转瞬即逝。这之后，欧盟开始在东德经济扩张。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那些体面的国家中的体面人，需要相互找到彼此，团结一致。在英国，有些无法理解的民粹主义行径在发生，它们就像是美国的镜像。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能看出彼得•吉勒姆有诸多愤怒、不满。但是我的理解是他的内心更多的是伤痛，他是个悲伤的人。

　　勒卡雷：是的。我认为，他总是在寻找，却又不可得。他总是在试图说服自己，之后他脱离的情报部门的工作。他一生的挚爱也离开了他。这些年轻时都有很多女孩的骄傲的年轻人，步入中年后，他们都有些许失落。因为他们对姑娘们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他们变得有些沮丧、伤感。在秘密的世界里，你总是因为你是谁而有光彩。间谍总是男孩们的游戏，女人只是游戏的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你还会写其他的彼得•吉勒姆的故事吗?

　　勒卡雷：不会。这本书就是全部。 “我反倒认为在当前的情报服务中，人的因素变得更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现在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情报服务很多吗?

　　勒卡雷：我反倒认为在当前的情报服务中，人的因素变得更重要。大量的情报传递出来，它们应当被很好地核实。每当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情报人员回头看，通常会说：“我们知道。”是的，我们当然知道，只是情报在事发前没进行核实。在我看来，这是人的失败，因为是人脑在做判断。

　　如果你看看曾发生过的背叛，一个情报员，需要传递情报给其他人。要让这一大群不熟知对方的人的价值观相同，共同协作，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自己绝不可能运转好这么庞大的组织。因为在组织运转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时一个笨蛋把手提箱遗失在地铁里，另一个笨蛋忘了调时间，还有一个笨蛋在床上把事情说给了女朋友听。所以，你永远得把所有人的因素计算在内。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采访中回忆过史塔西对你父亲做过调查?

　　勒卡雷：在史塔西的档案里，我的父亲是个非法的军火贩子，这一点被记录在案。他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做生意，比如印度尼西亚。档案里，最初对他的描述是，“富有的英国商人”。接下来记录的是一次克格勃从维也纳派了个特工去找我父亲谈生意。我记得那人的名字叫某某博士，不过，在奥地利，每个人都是“博士”。之后，那人把见到我父亲的各种细节都做了汇报，包括时间、地点、见到了什么人、交谈的内容、办公室中的陈设等等。随即，关于我的部分写着，我在东德负责一家机构。这一点自然不是实情。

　　中国新闻周刊：你看过自己的MI6(英国陆军情报六局)档案吗?

　　勒卡雷：不不，没人看到过，想也不用想。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斯诺登、阿桑奇?因为你书中有很多人物，不满于一些现实情形。斯诺登的同行们中，有一些也认为斯诺登做得太过了，于是站出来向外界解释他们的平日工作。从你的角度来说，你对此同情吗?还是觉得他们把工作搞砸了?

　　勒卡雷：我对他们都表示同情——对斯诺登，以及对那些试图这样看待斯诺登的人。我和美国的检察官谈过，他们觉得这事非常很好笑，因为如果你拥护斯诺登，是不是也应该拥护《纽约时报》《卫报》等刊登斯诺登报道的媒体?在这件事中，没有哪方是赢家。总的来说，你不能为告密者制定特殊法律。你只能永远装作这是越界，然后对他们另作处理。假如在情报圈，我们共享一个密码，有个人跑去告发，我们就用别的法子处理他吗?你无法这么做，你可以找检察官。

　　斯诺登的问题被抛出来的关键在于，是不是在政府内部，可以有人对斯诺登的处境表示同情?而且，你也并不能简单地敞开门说，我们以后再也没秘密了?另一个事实是，假如这位先生代表波兰，这位先生代表澳大利亚，这位女士代表中国，他们的身份都是外交官，有一天他们坐下来一起喝酒喝到醉。第二天早上，这三人就达成了一桩交易。这就是外交如何起作用的其中一种方式。此时，相互听听意见、用何种语言、喝得多醉，都是无效的。有效的是，此时，人们坐在一起，说些没意义的话，相互调侃，他们应当被允许这么做。以及，如果这么做能解决问题，这部分就得保密，一定程度上成为机密。 “即使今天有人告诉我， 《卫报》刊登了一篇精彩的评论，我也不读”

　　中国新闻周刊：除你外，如果屋子里有个“间谍”，你能察觉出来吗?

　　勒卡雷：在座的每位都是。这是人性的部分，如果你观察，如果你有好奇心。譬如，在生意场上，我该对你如何表示友善，你能如何对我有用，我们能相处到什么程度，我需要什么，对方的胃口怎样，我该如何满足他们……这些媒体问的问题，并不是我能从情报人员的角度来回答的。但是，这些是现实世界里，娱乐业所感兴趣的。

　　中国新闻周刊：还和以前工作的老朋友有联系吗?

　　勒卡雷：没有。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行为，因为这会不断提醒你们过去的合作。如今外部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比如，需要的是中东问题的专业人士。通过观察地缘政治的改变，你也能料想到情报服务的人员需求和组成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你作为间谍的最大弱点是什么?

　　勒卡雷：缺乏耐心。

　　中国新闻周刊：《人生如鸽》中，你曾经仔细描述过阿拉法特的胡子，这段经历在伴随你30年后，你把它放入了自己的写作中。

　　勒卡雷：是的。我在贝鲁特的房子，周围烟雾缭绕。巴勒斯坦战线的人都在那儿，孩子打打闹闹。一天天过去，我说我得见见阿拉法特。之后，有一次，我一个人在一家酒店里吃晚饭。我准备出去时，我见到门外井井有条地站着一些大人、孩子。然后有人敲门喊：“大卫先生，快开门。快出来!”我出来跟着走，越走越害怕。直到走到电梯时，有人拦下我，上来个大个儿，想对我再次搜身。我和大个儿说，“阿拉法特认识我。真的!我已经被搜够了。别再搜了!”大个子说，“好吧，好吧。”随即，我进屋等候，一旁靠墙站着漂亮的荷枪实弹的姑娘们。

　　阿拉法特到了，他进了屋(这完全是个剧场式的房间)，径直走，无视任何人，在桌前坐下。阿拉法特坐下后，拿起一张报纸，抬头看了看，发现了我。他又抬高了一点头，说：“大卫先生，你怎么来看我了?”我说道：“主席先生，我来，是为了把手放在巴勒斯坦之心上。”他连忙说：“它在这儿它在这儿。”

　　之后，他对我进行了一场标准的关于巴勒斯坦的演讲，譬如，我们不是反犹太人的，我们爱犹太人，如同爱我们的兄弟等等。说完后，他提议我们一起拍个照。但是我并不想拍。

　　后来，我在约旦又见到了他。酒店里，我们又见了一次。在那儿，阿拉法特让我站他身边。周围的孩子站了一圈，他们用鞋子跺着地板，两手有节奏地鼓掌。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评论界对你的评论?

　　勒卡雷：我要告诉你的事实是，第一，我不是评论界的人。所以，这部分的工作，不是我需要做的。第二，我也的确尊重评论界所说的。第三，我已经不再读评论了。即使今天有人告诉我，《卫报》刊登了一篇精彩的评论，我也不读。假如你相信其中一位作者写的夸赞评论，这意味着你也要相信另一位的批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远离他们，因为我觉得读这些评论丝毫不能提高我的写作技艺。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