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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一年思亲时 忆文鲜花献亲人
每到清明前后，我会更加思念那些远去的亲人们。现在也许没有人记得七十多年前，那幢座落在碧波荡漾，洈水湖清不远处的松滋火连坪的大平房了，灰瓦白墙，占地面积约500多平方。打开大门，一眼就能见到一个大稻场，大堰塘，堤上垂柳青青，小路弯弯，小花狗最爱在这里溜哒，那也是一条我们通向外面世界的唯一路径，或上学、或出门、或走亲戚，更不知道曾在这条路上迎送过多少亲朋好友?但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因为那是我的故乡，我的老家，我的乡愁，我的难忘……
更不会有多少人记得，宅子里的主人是我的祖父黄凤楼，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他的两个儿子黄友兰、黄友容都是在省城完成高中学业。包括大儿媳李远安也是省一女中肄业后，回乡在县立向上小学的首批女老师。这两房中的长孙黄鼎邦和黄颐邦也都在省城念书。在祖父交往的亲朋中，更不乏名人、文人、学者，如同时留日的王铁公，他曾是外祖父和祖父逝世后的点主人(注)，①还有李松生、雷言午等等，真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一个真正的书香门第。父母崇拜和尊敬那些亲朋。祖父逝世后和他们的交往仍在一代代延续，成为世交，更有志向相同者，甚至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在白色天地里，我的父母交往了不少为国为民战斗终生的红色朋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友谊始终如初。在那些平淡的交往中，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的相互理解支持的许多小故事，并不惊天动地，也不轰轰烈烈，但却诠释了人间大爱、友谊真情。
父亲黄友兰是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一生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更无一官半职。青年时期在荆南中学毕业后，曾在松滋县立向上小学(约1928年—1930年)教书，后又在松滋县立私立达小学(约1938年—1944年)任校长职务。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辉煌和亮点的话，也许这段时间就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因为这个时段他不仅在农村办学，还受地下党李逊夫及沈少华等人委托，先后接纳和安排了七名中共地下党员，在立达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帮他们收发电报，传递消息，搜集情报等等，担当了一个联络员的工作。开始所有电报等是由街河市黄兴茂绸布店黄万诗交给父亲后再转交给他们。后来茶庵市也有了邮电所，则由中药店医生黄万景交给父亲后再转给他们。这是因为当时白色恐怖下是不能暴露地下党人的姓名和身份的，所以收发件上全是父亲的署名。约在1943年左右上级组织决定：七名党员先后离开立达小学，直到解放后，我再也未见过他们，详细情况据说县党史上也有部分记载。
母亲李远安在松滋县向上小学任职期间，曾是受命于黄杰等地下组织的县妇女协会执行委员(县志上有记载)。一生助理父亲教务、家务，1973年病逝于武昌。
几度风雨，多少春秋，岁月沧桑，物是人非追忆长，尽管故人笑貌依旧在，却早已人间天上。回头七十多年看看先贤们一个个当年是何模样?父母和他们如何交往?
1、叔父黄友容：湖北省水利学校毕业，在省城工作期间受李逊夫等人影响，曾参加过地下党的外围工作，也曾帮助过父亲完成对七个党员的掩护工作。回乡后由于有县参议员的身份，做了一些有益于乡里的事(另有文记载)。
2、蔡书彬：约在1940年左右的一个初夏，突然小路上走来二三个客人，正朝我家大门靠近，我赶紧赶走了那只花狗，一面迎客人进大门，一面招呼三妹进屋告诉父亲，说有客人来了，走在最前面的一位约30岁左右的男士，上着白色衬衫，黑西裤，皮鞋。中间是一位女士，一头烫发，身着一袭白府绸上起小兰花的连衣裙，黄色皮凉鞋，时髦漂亮，这在当时乡下非常新鲜耀眼，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穿洋装赴宴的客人很好奇，直到午饭后，父亲才把他们介绍给母亲和我们说：“这是从武汉来的蔡先生和林先生，是要到学校给你们上课的。”母亲点头致意，还特别邀请林先生到房间坐了一会，而我们都是傻乎乎地站着，怯生生地望着二位先生说了声：“您们好!”就都走开了，这之后蔡先生随父亲进他的书房说了许多话。几天后，大概因志同道合吧，母亲和林先生成了好朋友，母亲还夸她自己做的连衣裙好看，她则夸我们姊妹活泼漂亮，并主动提出要为我们做一件连衣裙，妈妈便拿出来一块粉红色的细洋布，两天后，她为我大姐做了那件漂亮的连衣裙。这之后蔡、林先生就在立达小学及松滋许多地方活动，我感觉他们每天都很忙，而且很快就离开了学校，但仍然和父亲常见面，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就不明白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蔡先生就是解放后湖北省第一届工会主席。林居仙是蔡书彬的夫人(县志上有详细记载)
3、赵义之：北方口音，兜嘴胡子，身材魁梧，性格豪爽。在一个周末的下午，赵先生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来上学，但不上课，去西斋完小参观，也上街玩玩。”第二天早上，我们都赶到学校，赵先生已在门口等我们了，一共来了十多个同学，我们上路后，赵先生前后不断关照我们，问我们累不累?渴不渴?这次徒步去西斋，我还是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但赵先生给我的印象很深。一路上他一直在讲《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网”的故事，大家就不觉得累了，他教学非常认真，经常教育我们从小要学会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这句话让我一生受益匪浅。他每次与父亲交谈时都是笑眯眯的，当着我们学生的面一般是谈学习方面的事，他们单独在校长室谈的话我们当时不知道，也不懂，现在我不记得赵先生是何时离开学校，只是他离开学校后，同学们都觉得依依不舍，再也未见过他了。
4、陈英：打扮朴素，是第三位在立达小学教学时间最长的唯一的女先生，可能也只20多岁，由于是女性，所以父亲对她的安全特别小心，不仅把她安排在唯一的套间小房内住宿，外面那间房就是她的办公室了，而且指定九岁的我每晚都要在校住宿，和她睡一张小床。这位陈老师的为人至今都令我佩服，她除了白天跟我们上课、教歌外，放学后，她随便吃点便饭就去农民家的活动去了，或帮忙做农务，或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也教唱歌、教识字，特别是对农村妇女的交谈、开导等等都很热心，很多农民都相信她，点赞她，也有农妇送鸡蛋、蔬菜给她，尽管她的生活非常艰苦，但很少收农民的物资，我最难忘的是她晚上实在太饿了，就把自己在校园小花园种的菠菜、萝卜洗净煮熟后当夜宵，我也一起吃过两次。我对她的评价是：爱国、善良、勤劳、积极先进而优秀的中国妇女。她很喜欢我，我也很爱她，有一次我不小心把那个唯一的篾网开水瓶打碎了，她怕父亲责怪我，对父亲说是她自己打碎了。她的言传身教也让我终生难忘。一天父亲突然通知她什么后，她离开了学校，多少天后我一想起陈先生就要流泪，和失去亲人一样难过了好久。
5、刘鼎芬：她是最后来学校的一位女先生，她给我的印象是打扮很洋气，漂亮，头上卡着一根缎带发饰，她在校时间不长，约半年左右的一个秋天，父亲要我带信她，去我家里一次，次日早上，她一进门，父亲就将一封电报交给她，又说了些什么，我也不懂，第二天她离开了学校。
6、唐先生：其实在1938-1942年左右，学校先后来了七名先生，只有最先来校的是一对夫妇，并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这二位先生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江浙人，好像是姓唐又好像是姓张?但解放后，我们未联系上任何一位先生。
我只记得最后刘先生走后，父亲情绪非常低落，他对母亲说：“以后他们再也不会来松滋了。”
7、李松生：我的外祖父，维新运动失败后，亡命日本，追随孙中山，后受其四弟李逊夫委托，卖田一百多亩，支援大别山，约1935年病逝于松滋老家。(另有传记可查)
8、李逊夫：四外公，一生为革命卖完田产，牺牲子女，解放后为松滋县第一任副县长职务，后病逝于武昌。
9、雷言午：乡邻称三老爹，他是开明进步人士，其实我对他的印象不深，只是约在1944年上半年左右，我已经上小学了，在家亲眼看见了他逝世后的《痛念》，虽然全是文言文，毛笔字非常整洁漂亮，我半听大人们谈论其中的内容，自己也能看懂一些。大意是他在从外地返回松滋老家的途中，被一伙歹人劫财后杀死，非常凄惨，后来只有他的一位姨太太，约三十岁左右，回到老家石牌。我们称她刘三婆，人很漂亮，烫发，一身花旗袍，外地口音。好像第一次来我家是夏天，她每次来，父母都安排一桌麻将招待她们，解放后我就不知道她们一家的情况了，但雷言午绝不是病逝。直到1974年左右，其儿媳——雷鸣堂之妻也就是赵家三姨及孙雷霁等来武汉一次，我把他们一行五人请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好像说他们是为他解放前在汉口水务有限公司的股份遗产而来，最终情况不详。
10、雷鸣泽：(次勋)斯文，体面，他和父亲二三十年代就是向上小学的同事，甚至也是我父母婚姻的介绍人。后来我父亲又把我的大舅李远杰介绍给他的妻妹，即关嘉玉之胞妹关嘉瑚结为美满伉俪。本来黄雷二家的亲上加亲已经很多户了，所以后来的交往就更为密切。尽管次勋伯很少在松滋，但他与父亲的感情一直甚笃，只要见面后就会促膝长谈，1949年5月的一天，很晚父亲才回家，他对母亲说：“今天见到次勋很高兴。”谁曾料想这次见面竟是他们的诀别。三天后得知次勋伯跳江牺牲在解放前夕，父亲不顾白色恐怖和别人的劝阻，当天毅然决然亲自去雷家悼念。很晚回家后，一言不发，晚上与母亲谈及他们手足般情谊时，不禁凄然泪下。
11、沈德纯(少华)：他是父亲二十年代左右在荆南中学的同学，很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的名字，这是因为有一次父亲曾向客人谈起：“我和少华换过帖，是结拜过兄弟的朋友……”当时我以为贴是铁，也不敢多问，长大后才知道，他们换的是生庚八字，即交换各人出生年月日的一个贴子，父亲用一个小木盒子装着的那张红纸，大概就是贴子吧。沈伯长年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我们很少见到，直到1950年元月，父亲和我们来到武汉才见到他，当时我们住在武昌云架桥27号，是雷伯衡姨父解放前的租屋，记得沈伯当时从省司法厅乘专车来看望父亲，虽然他是解放后省第一任司法厅长，父亲是一个乡下老土，可二人的久别重逢，用激动、热情、豪爽来形容，也不会过分。此后隔三岔五就来约父亲，我们只到司法厅去给沈伯拜过一次年。解放前沈伯曾把他女儿沈继澄的婚事拜托父亲，后来父亲把她介绍给赵家大表哥赵业统。这次父亲又把我姐华邦的婚事拜托沈伯。后来沈伯也为她介绍了一位青年才俊。虽然二位父亲都想有结果，熟不知二位姐姐已名花有主，不了了之。甚至连双方的面也没见过，但是这足以证明他们互相之间的信任。父亲在汉期间，沈伯曾多次提过要留父亲在武汉，为他介绍工作，终因老家母亲弟妹生计困难，父亲直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当父亲决定回家的前一天下午，沈伯又专程来送行，走后父亲自言自语：“真是喜见故人又言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们谁也不会料想这是永别，最遗憾的是他们的合影我一张也未留下。
12、潘哲夫：也是在1950年春节后，父亲带我和三妹去潘伯伯家拜年，好像是在某省直机关宿舍，我是第一次见到潘伯伯，他很客气，但其夫人杨萍(秀国)是我在小学的体育先生，较熟悉，当时她身怀六甲，一身灰色列宁服，和过去大不相同，但见到我们后也很高兴。父亲和潘伯谈了许多话，好像再一次听到传说中潘伯在一次险境中一些父亲救他的故事吧!因为这时不断有人找潘伯请示，说事，我们不好久留，此后我就再未见过潘伯家的任何人了。
除了以上这些红色朋友外，父母的交际圈子内，还有值得提起的那些曾经的亲戚朋友，统称为座上宾吧，如沈继汉是我的三姑父，解放后曾任潜江县水利局局长，还有雷伯衡、李向群、周介然、刘世楷、黄杰、关嘉玉、李成信等等，绝大都数人都曾经出入在我们那座老宅子里，或高谈阔论，或促膝交心，无所顾及，内容有忧国忧民、抗日救国、家长里短、天南地北。总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当然，如在节日或红白喜事时，或有闲相约时，也会挑灯“夜战”，灯火通明，麻雀飞舞，不断有人欢呼：清一色、一条龙、姊妹花、般般高、海底捞……此起彼复，甚至通宵达旦。一年中尽管这样的相聚极少，最多也就三、五次，他们不论输赢，甚至忘却斯文形象，但都很有开心。把赢的钱多半分给了为他们服务的那些人。也许这些就是老一代人的交际生活吧!
俱往矣，随着岁月流逝，那些不可重复的日子皆已成为过往烟云。但值得告慰的是：中国人受人宰割的时代再也一去不复了。21世纪的中国人还在进行一次新的长征。每个人都在撸起袖子大干。为继承和实现你们国强民富的遗愿而奋进。先烈们!我的至亲至爱们，放心吧!安息吧!
现在我已86岁高龄，也即将结束我的人生之旅，以上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普通而不平凡的小故事，大多鲜为人知，我如“知情不报”是对良心、对亲人、对历史的背叛，又将何以上对先贤，下对后代?希望我的抛砖引玉，在21世纪的追梦路上;在走好每个人新的长征路上有所启示，有所卑益，加油吧!为实现中国梦大步前进!前进!再前进!英灵有知当含笑九泉，佑我中华万年长!
黄杏邦
2017年清明前夕于武昌
注：①点主是指在逝者灵位上的王字上点一红点，即成某某人逝者的主位。
②《痛念》：即悼念文
